2025年是南宋诗人陆游诞辰900周年，8月13日晚，上海古籍出版社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朱刚两位教授，于上海书展现场，举行了纪念陆游诞辰900周年：朱东润先生“陆游三书”的分享会。

朱东润（1896—1988），原名世溱，字东润，以字行。江苏泰兴人。曾任武汉大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拓者，朱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传记作品的写作中，开创了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范式，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古代作家传记作品。如杜甫、梅尧臣、陆游、元好问、王守仁、张居正、陈子龙等，朱先生都曾为他们立传。《陆游传》是朱先生所作传记的第三部（前两部是《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其中《王守仁大传》未及出版，手稿即已遗失）。

所谓的“陆游三书”是指朱先生写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陆游传》、《陆游研究》和《陆游选集》。其中，《陆游传》和《陆游研究》均写成于1959年，分别于1960年、1961年出版，此次推出的新版改为简体横排，合为一册，由朱先生的弟子陈尚君教授加以修订，对诗文作了逐字校核，并撰写了《新版弁言》。《陆游选集》写成于1961年12月，初版于1962年，此次据旧版重排重校，也改为简体横排。

在活动现场，陈尚君教授谈到，陆游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古代诗人，《示儿》《卜算子·咏梅》等作品脍炙人口，但同时，我们大多数人对陆游又是缺乏切近的理解的，而朱先生的“陆游三书”是了解陆游的上佳途径。“陆游三书”写成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是从今天看也并不落后于时代。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朱先生对当时流行的理论和看法有部分接受，但也有他的学术坚守，这在他为“三书”所撰写的自序、后记中均有所体现，他是按照《张居正大传》的写法来写陆游和他的时代的。写《张居正大传》时，朱先生明确说明自己的写法不是中国传统的传记写法，而是取资于英法传记文学的写法。为陆游立传，朱先生是将陆游身处的时代和他一年一年、一地一地所写的作品完全梳理清楚，包括他与同时代的人如何交往、他经历了哪些事变、他的诗歌是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如何几度变化的都完整地呈现出来。

陈尚君、朱刚两位教授在书展做现场分享

就陆游一生的政治道路而言，陈尚君老师在发言中援引了他在《新版弁言》所说谈到的：“朱先生认为要理解陆游，必须抓住三个关键，即隆兴二年（1164）他在镇江的工作，乾道八年（1172）他在南郑的工作，以及开禧二年（1206）他对韩侂胄北伐所取的态度。”隆兴北伐时期陆游在镇江还没有身处战争前线，但他感受到了时代的危迫感。而南郑从军的七个半月陆游身处对金人作战的第一线，参与了王炎幕府中的大量军事机密，朱先生认为这一时期改变了陆游一生的人生阅历，也使他看到了对金作战第一线军民的亢奋激情和报国热望，同时也对其诗风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陆游晚年与当时的执政者韩侂胄的关系饱受后世非议。朱先生认为，陆游对韩侂胄一方面是抱有希望的，同时也不断有所规戒和提醒，在韩侂胄庆元党禁将朱熹为首的道学一派定为伪学并严加打击的过程中，陆游并未改变对朱熹等人的看法，他并未背叛这些友人。

陆游在他八十五年的人生中留下了大量的作品，陈尚君教授总结说，陆游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他以他的作品来记录时代和个人的人生经历，他的诗作始终把关心国家命运、个人如何为国家做贡献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朱刚教授作为陆游的绍兴同乡，在发言中首先回忆了小时候在简陋而安静的沈园温书的往事，当时园内有一个小小的陆游纪念室，纪念室的对联即是由朱东润先生题写的。而谈到陆游研究，朱刚教授认为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当我们考虑陆游的时候我们在考虑什么样的问题，这涉及的是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他以钱钟书《谈艺录》中关于陆游的讨论和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的新著《陆游十讲》作为现代陆游研究一前一后的参照点来讨论朱东润先生的陆游研究。钱钟书先生认为陆游有两大“官腔”，一是“好谈匡救之略”，也就是喜欢讲北伐，讲救国，也就是陆游的爱国主义，二就是“好谈心性之学”，也就是陆游跟理学的关系，莫砺锋先生在《陆游十讲》中对这两点都进行了反驳。以此为坐标来看“陆游三书”尤其是《陆游传》就可以看到，朱东润先生重点写的两个主题，一个也是爱国主义，而另一个则是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这当然有时代的原因，但也可以看到爱国主义是陆游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

《陆游传》中所突出的党争问题则是钱钟书先生没有涉及而莫砺锋教授也不做重点关注的面向。朱刚教授说，朱东润先生写到涉及陆游的党争包括了北宋的党争和南宋的党争。由于陆游的祖父陆佃追随王安石，因此他们算是新党的后代，家学是临川学，但到了南宋，新党是被压制的，王安石变法被认为是北宋灭亡的原因，所以当时的士大夫对山阴陆氏是不友好的。这也关系到了陆游与韩侂胄的关系。就当时的朝廷现状而言，元祐党人的后代越是谦退机会越多，而对陆游这样的新党后人来说，哪怕明知道是危险的机会他也要抓住。至于南宋的党争，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说的主战还是主和。陆游一生仕途中两次最大的机会都是右相史浩给他的，但史浩的政治态度比较接近《三国演义》中孙权身边的那批人，主张守住现有的疆土，坚决抵抗进犯，但却没有北伐收复中原的想法。因此，陆游的政治态度与他最大的政治靠山是不一致的，他一直非常推崇诸葛亮，朱刚老师说，从这个角度可以让我们看到陆游的不容易，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陆游的“爱国主义”，陆游的“国”是包含了北宋故地在内、接近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中国的“国”。

而对于朱东润先生在“陆游三书”中认真讨论的“现实主义”问题，朱刚老师认为，这固然是六十年代文学理论关注的话题，但朱东润先生对现实主义的讨论主要是针对江西诗派的技巧问题来说的，陆游因个人天赋，在受业于江西诗派的曾幾后，诗歌技巧很早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诗歌后来的提高就体现在朱东润先生所谓的“现实主义”上，诗歌可以写什么，诗歌应该写什么，陆游的结论就是对现实的关怀。

重新理解朱东润先生笔下陆游的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陆游的起点。